“性别认知实验”背景简介
1965年，双胞胎男孩Bruce和Brian出生。约八个月大时，Bruce因手术事故导致生殖器严重损伤。心理学家约翰曼尼是性别建构论的支持者，他主张性别认同主要源自社会和环境因素，而非生物学决定。在他的建议下，Bruce被进行了初步的性别重置，并被更名为Brenda作为女孩培养。
曼尼在七十年代发表的报告中，宣称Brenda成功适应了女性角色，并以此作为支持性别建构论的依据。然而，Brenda逐渐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心理痛苦，在得知身份后选择回府男性身份，并数十年后最终选择自杀身亡。在此之间，他的兄弟Brian也因抑郁症去世。
性别认知实验的悲剧，不仅带来了科学伦理层面的深刻教训，也让一些人坚信生物因素会在性别认知上起到关键作用（引用本实验的自媒体文章多半都是如此暗示的）。然而在我看来，性别认知实验本身存在巨大的缺陷，这使它无法得出任何关于性别建构论的结论。性别认知实验显然不如曼尼宣称的那般，足以成为支持性别建构论的依据；但双胞胎最终的悲剧结局，似乎也并不能成为反对性别建构论的理由。
将同卵双胞胎从小按照不同性别培养，这似乎是一组十分精妙的对照试验。然而，我认为这样的对照试验至少存在以下两大问题：①性别重置术的能力是有限的，Brenda无法拥有与一般女性相当的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（性功能和外型），这使得其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产生遭受困惑与孤立；②父母和曼尼刻意培养和实验设计（例如访谈，注射雌激素等等），乃至日常的交流与神情，都难以完全避免一种“实验感”，这本就无法模拟一个一般女孩的成长环境。
既然我们无法说Brenda被完全正常且合理的“当作女孩培养”，我们也就无法说Brenda的悲剧是来源于这种与其出生性别不相符的培养方式。无论是童年创伤，还是长期实验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异常与不安感，都可能成为这种悲剧发生的重要诱因。在实验设计有重大缺陷的情况下，这场实验的样本也极其有限，且并没有排除性别重置前若干个月双胞胎受到的环境影响。无论怎么看，这个实验都无法对性别建构论起到任何证明或证伪的作用。
我们是否可以在此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优化，试图改善上述问题重新实验呢？我认为这同样是不可能的。当我们需要获得一个完美的对照组时，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在最小的年龄为双胞胎中的一方进行性别重置术，而婴儿显然没有同意这种手术的行为能力，这个实验将必然违反伦理道德。不仅如此，在性别重置术能力有限的前提下，我们根本无法较好消除一个人的性别重置痕迹，这也会对实验过程造成较大影响。归根结底，试图通过这种改变性别的方式来研究性别认知问题，大概是很难行得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