幸福的阈值一旦上升，似乎就不会再下降了。至少说，我们大概不该去期待幸福的阈值下降了。当幸福的阈值越来越高，我们似乎也只能通过提高自身探索幸福的能力来与与之对抗。
当孩子为果汁和汽水中感到完全的满足时，他便不必理解大人能从茶、酒或咖啡中得到什么。随着孩子所感到的满足逐渐削弱，他便会开始试着寻找别的事物，试图重新获得一份的满足感。这样的事情会一直重复下去，我们似乎将永远处于这种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的循环之中。
我们显然不该为了防止幸福的阈值提升，而去回避或推迟某些当下可得的幸福——这是十分荒谬的。但当然，如果幸福的阈值能较为轻易而自然的保持停滞状态，那固然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难以期待幸福的阈值重新下降了。这就好比当你近视或是患上某些慢性病时，你可以保护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再更糟，却无法期待它在保护之中逐渐恢复最佳水平了。
有人说，幸福的阈值并非不可下降。作为证据，当我们遭遇了某些重大的病痛或不幸后，也会“重新”为简单的事情而感到满足。然而，这种再次获得的感受简单快乐的能力，本就建立在承受苦难的基础之上，是人们在体验与思考过后所建立的新能力。好比一个从轮椅上站起的病人，和一个无忧无虑跑跳的孩子，他们从行走中获得的快乐是不同的。
幸福的阈值不会下降了，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件事？似乎确实没什么办法，这是一个悲观的事实，是无法改变的。我们确实无法在一切朴素的事情上，感到与以往人生中同等分量的幸福了。但另一方面，只要让探索幸福的速度高于幸福阈值的提高速度，我们就仍能在主观上感到幸福。这听起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，但也并非那么遥不可及。
站在社会的角度来看，幸福阈值的上升，似乎也能成为人们探索未知的一大动力。我们在幸福阈值上升的过程中，建立起了更加高级的感受方式，也顺带融入了人类历史的创造洪流。幸福阈值的上升，像是一种“逼迫你成长的苦难”，它就是苦难，它也确实带来了客观好处。我们难以美化它，却也难免怀疑它的彻底消失是否会带来某些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