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会长期使用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」这样的名词对受害者美化加害者的行为予以否定。不可否认，正视和检举加害者并承受阵痛，很可能为受害者带来更好的最终结局。但我们无法彻底排除「自我欺骗在特定场合下更有利」的可能性。
受害者美化加害者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削弱自己收到的心灵创伤：「如果加害者不是那么糟糕，如果这甚至不是一场伤害，那我的经历似乎也就不再那么痛苦了。」相反，当他正视现实时，他则必须接受「我只是承受了苦难」的残酷现实。
指出加害者，将同时为受害者带来收益和伤害。人们更倾向于强调受害者获得的收益（例如他人的言语支持和实际帮助、惩治恶人的快意、遏制进一步伤害发生的可能性等等），却忽视其可能带来的伤害（主要是受害者需要承受的心理负担），这种伤害常常被简单描写为「必要的代价」或是「需要勇敢面对的事情」。
社会总是希望受害者指出加害者，因为这符合社会利益。一方面，人们喜欢听到惩恶扬善、罪有应得的故事；另一方面，惩治加害者，对净化社会环境是有利的。
相当一部分围观者，仅仅将「支持他人检举加害者」作为抒发朴素感情、表达自身立场的手段，而非切实从受害者的综合利弊角度思考问题。即便是真诚关怀受害者的亲友，也常常默认「检举加害者」是一种对受害者综合有利的做法。无论出于意图还是能力，他人都未必会给出最为符合受害者利益的建议。
由于「检举加害者」在叙事上是正确的，支持检举受害者的声音往往无需承担任何代价，且常常能在舆论中形成合力。相反，劝诫受害者细致考量的观点（例如本文），则可能因不符合人们的朴素情感而招致声讨。
在一些特殊场合下，受害者选择自我欺骗（或克制对加害者的惩治力度，例如放弃诉诸法律）并不显然是更差的选择。当受害者可见的无法承受正视伤害带来的精神冲击时，我们尤其应当在对「检举加害者」的建议保持审慎。我们应当优先确保受害者不陷入极端的精神危机，这有时意味着推迟甚至取消对加害者的检举。受害者的亲友应当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审慎分析情况，尤其应当避免「检举总是好的」这样的忽视具体实情的家长思维。
我们不应当妄加认为，正视苦难导致的精神危机都是「可以逐渐缓解」的，这是一种事不关己者的傲慢。在一些极端的场合下，我们应当接受受害者选择美化与自我欺骗，即便这听上去是个丑陋而不彻底的解答。需要调适自身认知的是受害者身边的人——他们有时需要接受这个不完美的解答。